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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Yourself
2在Utrecht上的一门课是社会科学建模，需要少量简单的微积分知识。但对于这里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而言，似乎两行以上的数学符号就等于天书了，于是在小组作业中，我总是承担着我认为最简单，而他们认为最困难的差比数列求和，微分求极值什么的。有一次聊天他们问我“why are you so good at math?”，我苦笑，就说”I was tortured by math in high school.” 其实他们不知道，几乎每个中国学生都被数学摧残过，他们更不知道中国有个叫奥数的东西，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做成年人也搞不明白的数学题。上大学八年多，从前应试教育留在我身上的烙印依然清晰可见。我今天会因为当初的训练受益，也会遗憾自己没机会把淹没在题海中的时间用来过另外一种青春，无论那样的青春在当初会显得多么滑稽和幼稚。
前些天还看到一个清华特等奖学金评选的视频。那位女生的PPT不可谓不炫目，学习，社工，文艺，体育无所不能，简直就是超人。只是看着她慷慨激昂地在台上陈述自己的各项成绩，我总觉得在这完美模范的背后有一些缺憾。我在想，假如我是评委，我一定会请她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向大家展示她的理想，不是“师从XX教授，报效祖国，做又红又专的清华人”那种大话，而是些具体的小事儿，告诉大家她是谁，她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她渴望怎样一种生活，她眼中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这恐怕会是一个糟糕的竞选演讲，可我觉得，人展示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种，每个人的特长也各有不同，把那么多的年轻人放在同一把标尺下衡量“谁更优秀”，或许本身就值得商榷。美国好像有个说法叫 “A” students make professors, “B” students make lawyers, “C” students make presidents。话中带些嘲讽，但至少它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不应该把成绩，或是任何简单的标准拿来判断一个人，毕竟人们的天赋可能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这个学期在太古堂的High Table Dinner上舍监说过一段话，他讲港大的学生应该为自己设定目标，比如想做research的话GPA就要到3.7，如果想在公司里谋个好职位也要到3.2，如果两样都不是那至少也要及格。当年在师大时王静爱老师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大学生应该有目标，你是想做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还是教育家，明确了目标之后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这似乎是东方教育的共通之处，传到授业解惑，知识的传递是自上而下的——师长告诉学生应该做什么。如果宽松一些，老师会提供一些选项给学生，不过每一条路怎么走，老师已经有了大概的设计，或者至少都有一个标准。老师心中对学生的评价，也往往是通过学生表现与设计标准的对比而得出的。换句话说，作为受教育者，如果你偏离了教育者设定的目标，那么你就是个“坏学生”，反之则是“好学生”。于是在这样的体系下，看到各种“优秀奖”的评比，以及清华那位“优秀”的学生楷模，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真的应该是现代社会教育的方式，尤其是现代大学教育的方式吗？我显然无法比较教育方法的优劣，但在这个强调创新，自由，与众不同的时代，我想应该有一种方式，它强调激发学生的潜能和兴趣，能够让学生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告诉学生你应该做什么，怎么做；而是自下而上的，学生告诉老师他们想做什么，想怎样做，而老师的职责就像小童单车上那两个辅助的轮子——保证孩子不摔倒，但车把还是掌控在孩子的手中。我们的社会总是拿着同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的人，也会提着剪子减掉树苗上的枝枝杈杈，但换个角度想，假如每棵树苗都能长成他本来的模样，没有刻意的修饰，会不会有一种特别的美丽呢？
除了教育，生活也是如此。我在外读书时常常想念国内的亲人和朋友，想念我们的语言和食物，但真正回到自己成长的土地时，又会感到一些不适应，其中最强烈的一点莫过于已被国人体制化的生活方式——从小到大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轨迹似乎都是被早早规划好的，十八岁前读书，考上大学后最好再能读个研，二十几岁开始工作，工作两三年稳定之后要买房，之后结婚，之后生子……想想这的确是很好的一条路，只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当绝大多数的青年人都被这同样一把标尺衡量时，不得不让人怀疑这样一把“尺子”是否真具有那么强的普适性。
有人说，得按你想的去生活，否则，你迟早按你生活的去想。做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们更习惯呆在社会营造的舒适区域里，因而也常常缺乏改变的动力和勇气。莎士比亚说”…God has given you one face, and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 假如总戴着面具做人，时间长了，不仅面具摘不掉，连灵魂也会变成别人的。或许我们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社会的影响之下，但如果坚定地迈出那一步，做本来的自己也并非不可能实现，因为那只是真诚的附属品。
You were born an original. Don’t die a copy. —-John Mason
体制化与我们的幸福生活
0站在兜子家的阳台我拍下这张照片。冬冬说，北京真大啊，这才是东四环小小的一角而已；我说是啊，三环一个圈圈，差不多就可以把整个香港的建城区装进去了。八年来，我头一次在这座城市里感觉自己是个外人，她变化太快，好像女明星们的脸，似曾相识却又大不相同。
最喜欢The Shawshank redemption里的对白，These walls are funny. First you hate ’em, then you get used to ’em. After long enough, you get so you depend on ’em. That’s “institutionalized.”套用社会学里的解释，人的个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在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所决定的。举个简单例子，假如社会认为女孩子30岁不结婚就是大龄剩女，那很多女孩子就会迫切地希望在30岁之前把自己嫁掉，假如社会认为有钱有权就是男人成功的标准，那么很多男孩子也会向这个目标奋进以寻求更多的社会认可。如果一个人本来并不认同一些社会做法，规则和价值，但自身在这样的环境中时间长了以后渐渐接受，依赖甚至维护这样的社会体系，那么这样的过程就可以称之为institutionalized。
这个话题我本来写了两千字，又通通删掉，终究还是写不下去了——它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现在我想，生活简单些也未尝不好。体制化，换个词儿说，就叫“适应”。什么被定义的成功，被写好的人生，被绑架的自由，在幸福这个主观命题面前，都显得没那么重要。如果一个人适应了这个环境，并由衷地感到快乐，那他可能就是幸福的。
其实城市再大也有边界，制度再严密也有缝隙，每个人都应该有对幸福的不同理解，和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的权利。只是答应我，在买衣服之前，多逛几家店，时间还早，不多试试怎么知道哪件最适合自己呢？
宽容
6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 Voltaire
上周和两位香港同学聊天，说起16号是立法会议员补选的日子，也就是传说中那五名辞职议员期望能够发起的5区gong投。我问他们，香港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民主进程？结果是，他们很矛盾，一方面期望能够按照基本法中规定的那样最终实现双普选，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因为现实进展的缓慢而担心，所以游行抗议在香港也是家常便饭。但是话说回来，尽管近年来各种抗议活动很多，甚至出现集体请辞这样激烈的举动，从最终的结果看，投票率基本只有10%，这意味着大部分港人并不支持这样的过激行为。但是一些内地人不理解，说香港喝内地的水，用内地的资源，赚内地人的钱，为什么还不满足甚至瞧不起内地人？
搁下这个争议不提，我再讲一个故事，是和一位香港”的哥“的对话。他听说我是从内地来的，很高兴，问我觉得香港怎么样。我说很好啊，制度很完善，有许多内地值得学习的地方。听后他说，那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回去改善内地的发展，尤其是治理贪腐，看到那些我们港人也很难过，毕竟我们也希望国家真正强大。说到这里，我要引用一句前任特首董建华的话：
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
其实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却往往被人们遗忘。因为理念或表达方式的不同，而忘记了彼此共同的诉求，多么遗憾。所以，围攻中联办的游行人群们啊，你们可曾想过，是什么让香港躲过一次次金融危机，又是什么让香港不必像新加坡一样天天为自身安全而担惊受怕？在香港挥金如土的财主们啊，你们挥舞着钞票把自己当成上帝，但可曾明白人的尊严并不因金钱的多少而有高低贵贱？经济的崛起同样也不意味着你能够拥有道德上的优越感。
前几天许知远写过一篇《庸众的胜利》，向全球浏览量最大的博客开炮需要不小的勇气，当然还有能力。许知远写了一篇好文章，同时我也尊敬韩寒。这里无意评价孰对孰错，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对错。我想说的是，谩骂和互相攻击是毫无意义的，对待争论，最好是报以宽容的态度，了解对方的观点和理由，求同存异。比如在我看来，面对相同的现实，韩寒选择嘲讽，许知远选择愤怒，但本质上他们都认可一种普世价值观，只是在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来回应社会罢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看待香港和内地的问题时能够彼此都宽容些，那么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就会消解了。
A great man has two hearts: one bleeds and the other forbears. — Kahlil Gibran